明式家具有兩大制作重鎮——福建地區和江蘇地區。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福州、莆田地區的產品稱為“閩作”、“閩式”。其成就是建立在明清泉州、漳州、福州、莆田地區海外貿易繁榮和走私活動興旺之上的，而明代隆慶開關又如久旱之甘霖，滋潤了海外物產的進口和加工。

談起閩作，勢必要回首四百多年前的隆慶開關。僅是從文物鑒賞角度觀察，隆慶開關與黃花梨家具息息相關，對明末文玩之盛功德大矣。當然，宏觀看，國計民生為此改變巨大。

1567年，明代隆慶皇帝登基，就在這一年，隆慶元年，隆慶皇帝準福建巡撫凃澤民奏議，開福建漳州月港為對外口岸，準許民間私人對東洋、西洋進行貿易，史稱“隆慶開關”。

宋元時期，泉州已是東南沿海的重要貿易口岸。宋元時期，泉州后諸港成為東方第一港。明代以后，福州的海運也逐漸發達，而泉州的安海港取代了后諸港。明晚期后，彰州的月灣取代了安海港的中心地位。

明代洪武朝下禁海令后，惡法興惡匪，更助江洋大盜，民間海商遂淪為走私海盜，由走私貿易發展起來的通商口岸，遍布福建沿海各地，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最為突出，“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瀕海大姓私造艦，歲出諸番市場”。漳州月港形如月亮而得名，“僻處海隅，俗如外化”。因偏僻不被官署注意，走私集團逐漸勢大，“居民多貨番善盜”，官府連年圍打，已剿不勝剿。嘉靖年，這里成為東南最大的民間貿易（走私）口岸，又有“閩南一大都會”。

民間力量強大后，至尊的朝廷也要退讓，舊日的法規和價值評說也會因時因事而易。為解決朝廷財政拮據，尤其是要解除海盜困擾，明朝廷被迫在月港開關。

征戰倭寇（其間多為中國海商、海盜）多年的名將戚繼光被調往北方薊州為守將。

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海外貿易語境下的新時代開始了。

至萬歷年，月港貿易達到繁盛，取代泉州、福州港，為福建第一大港。

旮旯海灣，一步大棋，影響至深。有學者推算，隆慶開關后，至明朝結束，貿易讓大明帝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德國學者弗蘭克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的百年間，由于在歐亞貿易中，對方以白銀作為支付手段，相當于全世界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流入中國。（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如此巨額的白銀流人中國，勢必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影響。出口的生絲、絲織品，主要來自太湖流域，以及以這一地區的“湖絲”為原料生產絲織品的閩廣地區，大量的外銷，必然帶動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明清時代這一地區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由此可以獲得索解。”（樊樹志：《“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海上貿易的發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直接影響，一是極大地促進了晚明“近代社會轉型”“早期工業化”（前幾十年，多以“資本主義萌芽”概念名之）的發展，二是導致江浙一帶手工業的極大繁榮。這兩點是理解包括明式家具在內的晚明藝術品勃興的另一個基礎點。

對于海商來講，變犯禁走私為正常納稅貿易，洗黑為白，貿易量自然陡增。硬木材料從嘉靖年已經開始出現需求，不過是走私為之。現在可以由合法渠道大規模輸入。原料滾滾而來，這正是隆慶、萬歷年間，黃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浩蕩而出的主因。

正如后來清康熙在廣州重新開關，導致廣作家具勃興。廣州在清中期后成為天子宮廷的家具“南庫”，執掌整個清式家具的制作天下。口岸造就和壯大了城市，城市成為加工制造基地，木材的進口重要口岸地區自然成為家具的制作重鎮。晚明清初，福建沿海的幾個城市為重要的口岸，福建成為明式家具最大、最早的生產基地。

同理，再向后看，鴉片戰爭后，上海開埠，上海逐漸成為制造和文化中心，蘇州自明代以來的文化中心地位被取代。在清晚期、民國，紅木家具生產的重鎮一個是上海，另一個是廣東。

由于早期著作只是提及蘇作、廣作及“京作”，古董從業者早年念及商業機密，許多黃花梨器物出自福建地區的情況被隱瞞，致使過去人們強調古典家具的蘇作、廣作和京作，“閩作”一直無聞于世，一直連概念都未形成。名分尚無，遑論其他。

閩作在明式家具中地位不得小覷。其藝術成就與蘇作不分軒輊，其制作數量當超過蘇作。

那么，閩作明式家具是什么形態的呢？可以歸納六個基本特點：

（1）閩作明式家具起步最早，得海運港口便利之助。

（2）閩作明式家具數量巨大，亦受益地緣優勢。

（3）閩作家具用料粗碩，器型高大。口岸之便，遂有洋木之饒。閩作（以及后來的廣作）煌煌大料就近可取的近水樓臺之便，造就了閩作豪放的用料方式和高大宏偉的形制風格。這一點明清兩朝硬木家具概莫能外。

（4）閩作家具雕刻發達，超越蘇作，紋飾圖案豪放華美，秾華綺麗；線條有方正有力者，又有曲卷圓潤者。

（5）閩作家具其風格源遠流長，至晚清民國，仍傳承于硬木家具上。

（6）早期閩作與蘇作形態上有極大的相同性，越到后期，各自的地方風格越明顯。

貿易和口岸造就和繁榮了城市，而城市是藝術品和手工藝品的制作平臺。在“閩南一大都會”和隆慶開關的背景下，閩作明式家具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具體羅漢床而言，蘇作羅漢床圍板拐角處均為直角，閩作圍子板拐角處有下洼曲線。這成為區別閩作與蘇作羅漢床的重要標識。另外閩作羅漢床還有一些特點：或腿足高，或側面有羅鍋棖，或有特殊的高低臺式線條，或側圍子前端外翻，或圍子邊沿外卷。實例如下：

1.黃花梨獨圍板羅漢床

黃花梨獨圍板羅漢床（圖1）三面獨圍板。后面圍板上沿為羅鍋棖式輪廓，兩端有下洼形弧線，突顯曲線柔和的變化。下洼的弧線消解了寬大的圍板單調。肥材瘦之，用料豪奢。側圍板前端為方角，但輕微外翻，弧度優美。但是這輕巧的外翻，厚料薄用，基礎是他處大面積的鏟地，是料的廢棄。

床下身為四面平變體，即假四面平型，邊抹稍噴出，面沿平直，方直腿與牙板小圓角相交，腿稍高，馬蹄足磨損嚴重。

2.黃花梨羅鍋棖羅漢床

黃花梨羅鍋棖羅漢床（圖2）三面獨圍板，各個圍板拐角處呈現下凹的曲線。后面圍板為羅鍋棖式輪廓，側圍板前端輕微外翻。

后圍板、側圍板外側邊緣均起粗陽線，為求一線之美，豪放地鏟去大面積材料，此乃閩作代表之一。

床盤面沿的下半部鏟地，出高低臺式線腳（圖2-1），這種起線的樣貌也是閩作的一大特征。

其前后腿間有羅鍋棖，又是閩作的特征，而且是重要特征。

本例為有束腰式，上例羅漢床為無束腰式。本例是前后腿間有羅鍋棖，上例沒有羅鍋棖。

3.黃花梨螭龍紋羅漢床

黃花梨螭龍紋羅漢床（圖3）三彎腿，足端雕內卷云紋。圍板、牙板、腿足上布滿雕飾，是滿雕明式家具的代表作。其正面和側面圍板、牙板、腿肩三處均雕螭龍紋。

后面圍板上，中心為螭龍體福字，其左右兩側雕有螭龍體壽字。兩個壽字形態有所不同。其間分布大小數條螭龍，螭龍口開如嘯。

圍板上的壽字、福字紋的偏旁部首都是由螭龍紋變體而來的。螭龍體福字左偏旁猶如站立的小螭龍，右偏旁上下均有螭龍頭。左右兩個壽字中也含有螭龍紋。

這些壽字、福字的語境均是蒼龍教子，此例極典型。這是清早中期出現的裝飾形態。

后圍板上的螭龍紋中，還有一種前足立起的螭龍，或回首，或團身，奔走呼喊、相互相應。可稱為走獸式螭龍紋，前所未見。

兩邊側圍板上，正背面各雕一組螭龍紋，圖案中心雕螭龍體壽字。

牙板中心置分心花，其上為草葉蔓卷狀的螭尾紋，飽滿繁復。兩側各雕張嘴螭龍，牙板兩端邊緣為多重牙狀曲線，三彎形腿足上雕螭尾紋。

以上這些螭龍紋大小不等，群龍成群，或相互對稱，或參差交錯。圖案設計用心良苦，子母螭龍紋強大的寓意主題變幻出各種圖案花樣以及龐大的形態體系。

黃花梨家具上的螭龍紋造型發展是不斷創新的過程，由初期的寫實發展為晚期的面貌多樣，最后的形象近乎抽象怪異。它的形式時時在變，但大嘴賁張的樣貌和所指寓意一直未變。

此床圍板拐角處均有大洼曲線，為閩作，列于此目的是說明三彎腿羅漢床式。

4.黃花梨鸞鳳紋羅漢床

黃花梨螭鳳紋羅漢床（圖4）是有雕刻紋飾的閩作羅漢床的范例。邊框起多重繁復、華美的線腳。正面、側面圍板拐角處有下洼曲線，柔和而優雅。

后面圍板中間絳環板上雕有鸞鳳紋，一雌一雄，雙鳥振翅飛翔，繾綣纏綿，寓意鸞鳳和鳴，表達了對夫婦和美的祝愿。鸞鳳形象栩栩如生，神態優美而自然，雕刻細節一絲不茍，工藝上堪稱明式家具中透雕的杰作。床盤冰盤沿，矮束腰，壺門式牙板上雕有兩組完整的子母螭龍紋，左右兩側各有一只大螭龍和一只小螭龍，兩端螭尾紋上出現靈芝紋。

三彎腿，內翻云紋足。足面上有拐子紋，明確其年代。

這是閩式的杰作，也是黃花梨家具雕飾時期羅漢床的經典、美器的代表。其花團錦簇的富貴之姿、狂歡之態，完全可以改變人們對明式家具“簡約質樸”的片面定義。

當代建筑師奧斯卡·尼邁耶說：“我的作品不是那種由功能推導出形體的建筑，而是追隨著美學的腳步，更進一步說，是追隨著女人的腳步”。這個論述對理解明式家具中的一些奇妙珍品有所啟發。